㈠ 解海龙简介
解海龙自传
1980年初，我开始自学摄影。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摄影技入明显提高，也曾在国内外各类摄影比赛、影展中人选、获奖。但题材杂乱，更没有个人风格。1990年，我再次去农村进行艺术创作，发现许多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因生活困难，不能入学受教育，他们渴望读书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决心用照相机把他们记录下来，告诉富裕地区的人们，只要你能伸出双手帮帮他们，这些孩子就不会可成为文盲。当时我到处翻阅资料。了解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携知中国目前仍有两亿文盲，世界上每4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对我冲击很大。
1991年初，我买了地图，东拼西凑，找了一些经费，开始对边远地区进行采访，那一年，我乘硬座火车、搭拖拉机、驴车等交通工具，专门往大山里走，整整一年的时间跑了12个省、28个县、100多所学校，拍摄了70个胶卷。天热就往南跑。天冷就往北跑，去体会孩子们的辛苦。费用紧张，就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总是两个饼子一碗菜汤，有时一天还要走四五十里山路。
其实条件艰苦并不是我最大的困难，要拍摄这一专题，很多人不能理解，当时社会上提倡主旋律，多拍、多表现明亮的一面。可这个专题记录的全是上老破旧、老少边穷，照片非但不能发表，而且还会惹来麻烦。可我坚定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我不能眼见这些孩子，在校园外面徘徊。很多孩子哭着要上学，家里没有条件，他们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蝎子卖掉，或剪掉指甲、头发换钱，太让人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件事也要坚持做下去，当时许多朋友做起了生意、发了财，可我想我只要把这件事做好，也就不枉拿相机，算是办了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在农村，我也总是遇到麻烦，到处受冷落，地方领导不愿意我给他门“曝光”，也不会想到这些图片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效益。这样一来，进度很慢，车子找不到，走路便是家常便饭。还有一次，我在一所刚下过雨的破旧学校拍照片，孩子们用破盆烂碗将教室中的积水掏净，但没曾想被一位年轻教师误解，扭打之中，弄得满身泥水，心里挺难过，我是一心为孩子、为贫困山区的教师着想，他们生活很艰苦，每月工资不足几十元(还要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垫付)。可当他们见我拍照，心情总是不悦，生怕给社会丢脸，百般阻挠。就这样，爬山涉水，风来雨去，每到一处就被那些穷苦孩子祈盼的眼睛所感染，往往一个心酸的故事没有溶化，又一个心酸的故事吸在心头。开始，我不由自主掏出一些零钱给他们，可毕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常想，一定要多拍快跑；让他们尽快得到帮助。
我经常和农村的老师住在一起，听他们讲述那些心酸的故事，又常常被他们立志农村教育的行为感动。
1992年4月，我将所有底片当中的40幅放大送给身边的许多人审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所有看了照片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们捐款。尤其是那一幅“大眼睛的小姑娘”，谁见了都会受感染。当时各种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效果也是始料未及。他们将捐款寄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到八个月时间收到善款上亿元。许多人在汇款单上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有时一天就能收到捐款数万元。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的，原本以为这些照片不会发表，没想到却能引发社会上潜在的巨大慈善力量。这些人大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生活也不富裕，可容不得别人比他们更难。于是我趁热打铁，开始筹办个人影展，让更多的人了解现状，参予进来。
1992年10月，我的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题的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北两地展出，这也是海峡两岸史无前例的。
北京的展览是中国摄影艺术节中的一部分，当时有十三四个大型影展同时展 出，名家劳苹，还有许多国外著名摄影家也来参加。国内影展的作者，有吴印咸、简庆福大师。而我是无名之辈，因此影展放到过道上举行，没想到照片却引发了强烈反响，10天之间，数万人蜂拥而来，挤在展板前，流连忘返。许多老人边参观、边擦着眼泪、感慨万分。许多大中小学生排着队来参观。他们把钱放在地上，一万人为影展签名助威，对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希望工程真诚的道义支持。我第一次感受到摄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认识到我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
十天之后，影展结束。华北油田将我的影展搬到油田继续举行，随后那里又掀起了结对救助失学儿童的高潮。武汉一家婚纱影楼搞店庆，老板取消了原计划好的宴请活动，用这笔钱搞希望工程影展，效果很好。这之后，影展又接着在广州、珠海、青岛、上海、合肥等地巡展，所到之处，即起轰动。
台湾岛上三大城市巡回展出我的影展，由《中国时报周刊》主办。台北、台中、高雄共展出八十多天，一些刊物上刊出我的封面照片，并以题为“发挥了最大影响力的中国摄影家”为题进行连续报道，在台湾轰动一时。
看到如此效果，我的决心更大了。捐款源源不断，每年以日聚增、数以亿计，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悬挂了我的照片，北京地铁火车每节车厢贴满了我拍摄的宣传画。
1994年，我将拍摄照片获得的稿费捐助了5名青海省的失学儿童。孩子们来信说，不知称我是叔叔还是爷爷，也不知在哪里工作，感谢我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1997年我将拍摄这组专题所使用的一架个人相机拍卖所得的五万元钱也捐助给了希望工程。
1994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我制作了“东方之子”的专题节目。播出之后，电话不断打来。我坐出租汽车，司机认出了我，他们委托我把捐款转给山里的孩子。许多报纸杂志发表了关于我的文章。那一段时间，我每天收到三四十封读者来信，有捐款的，也有向我提供采访线索的，都称我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善事。
1994年10月，我的《我要上学》摄影集出版，我将画册分发给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名流，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捐款，许多党和同家领导人还捐款在沙藏等地援建希望小学。
我是1992年底调到《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的。这几年来我利用出差之便，将全国二十六个省的近百个县进行了来访，并跟踪采访了许多我曾们摄过的主人公， 了解了他们的近况，及时进行报道，收到良好的效果。
随着“名气”的增大，报刊，电台、电视台、机关、学校、企业不断来找我，有的要求发表我的图片，有的是要来访报道我本人，还有的是请我做报告。我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机会向别人讲述每一张照片后面的故事。
八年中，我先后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等地进行巡展并做演讲，每次归来，收获极大。在美国我在一家电台做直播节目，一个小时后回到展地，那里已集满了侨胞。他们说听了节目都落了泪，于是赶来捐款。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华 侨收到我赠送的一幅原作后十分感动，立即捐资十二万美金，交给我们用做教育奖励基金。
我所拍摄的数十幅照片，涉及到失学孩子的，全部复了学，涉及到危困教室的，全部建成了希望小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曾这样说：“海龙的一张照片经常会引来一所学校，甚至不止一所。”他还说：“人们了解希望工程，大都是通过他的图片，首先是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于是便纷纷奉献爱心。”《大眼睛的小姑娘》照片早在1994年便被定为希望工程的形象标志、在国家工商部门进行了商标注册，进行了法律保护。
1994年1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跨世纪的钟声”大型义演，我的56幅作品被放大0.8x1.2米在会堂展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这里举办个人影展。
1996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授予我“特殊贡献奖”。199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我“特别荣誉奖”。1998年人围中央电视台经济台“改革开放 20年20人”特别节目。目前，希望工程已开展近十年，我所采访的孩子也已成为有知识的青年。“大眼睛的小姑娘”已读高中，并被推选为共青团中央十四大候补委员。希望工程以其成功的经验告诉人们，这是建国五十年以来一件极有影响力的大事。目前，希望工程共收到捐款17.82亿元，援建希望小学7000余所，救助失学儿童22O万人。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也对希望工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解海龙与希望工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中国青基会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事业的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1989年10月开始启动的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旨在通过动员社会力量，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小学学业，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这项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事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海内外的踊跃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生前曾亲笔为希望工程题名。
希望工程实施十年来，先后有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善心人士捐款，募集资金1.82亿元人民币，救助220．9多万名因贫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为贫困地区援建希望小学7549余所，为农村小学捐建10000个“希望书库”、2000个“三展影库”少儿音像制品系列及配套录放设备，培训表彰了6000余名乡村小学教师。
《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在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即作为希望工程志愿者，主动参与希望工程的宣传。几年来，他深入中国 贫困地区，足迹遍及中国26个省、12O多个县，采访了数百所农村学校、上万名农村学生和乡村教师，拍摄发表了数百幅具有强烈感染力和震撼力的纪实摄影作品。解海龙拍摄的作品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千余家报刊、电视等各种宣传媒体广为采用，成为希望工程宣传的经典作品，影响广泛，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许许多善良的人们被他的作品所感动，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奉献爱心。他多次在海内外举办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展览，展览办到哪里，他便把失学儿童的需求讲到哪里，并把海内外各界的关爱带回贫困。他的一幅作品往往可以给贫困乡村带来一所或几所希望小学。为此，许多贫困地区的群众都诚邀解海龙用他的像机反映他们的心声。
解海龙为唤起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希望工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杰出贡献，正是由于解海龙作品的影响力，才有了希望工程今天的辉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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