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简述明代主要建筑成就
首先，出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其中《天工开物》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对宋元以来中国古代的生产技术进行了总结，从盐、糖、油、酒、朱墨等日用生活品的生产、到交通工具的制造，以及冶炼、生产器具的创制，农业机械工具的制造与使用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天工开物》记述的这些成就，有的是明代创造发明的，有的则是在前代基础上改进的。除了这一网络全书式的科技巨著外，明代也出现了大量专门性的科学著作，黄成的《髯饰录》和计成的《园治》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鬃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关于漆器技术专著，集我国古代漆器生产制作技术的大成，直到今天仍然是漆器制造业中的经典之作。而《园治》则总结了中国传统园林尤其是江南园林建造理论原则，至今这些原则仍然是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的不可逾越的指导性思想。
其次，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明朝达到了自唐宋以来的另一个高峰。这主要体现在：
1，纺织业。在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逐渐取代丝织业成为整个纺织行业的主导。较之于宋元，明代的纺织工具在技术上取得重大进步，而且更加专业化，比如在苏州市场上出售的织机，就有布机、绢绞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六种之多。而与元代的纺车与棉布机相比，明代纺车与棉布机在踏车踏条上的改进，更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疲劳，同时提高了纺织品的质量。此外，纺织技术在明代也得到巨大提高，比如，明嘉靖时，杭州出产的一种油缎，在黑暗中用手抚摩可以放光。
2，冶金业。采矿安全技术的进步是明朝是一大特色，例如相较于宋元的躲避法，明代在采矿中采取瓦斯抽出法“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税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出……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这样采矿安全措施就由被动变为主动。而焦炭的出现则明代的一项重大成就，使我国古代的工业燃料率先在世界上从煤发展到焦炭，而直到18世纪初英国人才在西方首次发现焦炭。此外在冶炼技术上，明代又新创出半连续性的操作技术与生、熟铁的连续作业技术。两项技术都为明代首创，而生、熟铁的连续作业技术直到17世纪，欧洲也没有出现。此外，在明代，中国人成功地冶炼出苏钢与金属锌。苏钢因发明于明代苏州而得名，在团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这项技术是中国独创的一种先进技艺，也是世界首创。而由于冶炼技术以及生产设备的巨大进步，明代成功地大规模冶炼出锌来，使我国成为是世界上最早炼锌的国家，而欧洲到17世纪才掌握了此技术。
3，造纸业。由于明代民间刻书之风大盛，使明代造纸业得到巨大的市场推动力，成为中国造纸业集大成的阶段，这时造纸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印刷技术也日趋发达，到明嘉靖和万历年间达到极盛。明代，竹纸是最为常用的纸张，因此竹纸的发展最快，成为明代中国造纸业的代表。此外，明朝人还生产出一些高档的特种纸，比如，羊脑笺，据记载这种纸其色黑如漆，明亮如镜，同时还防虫蚀。而磁青笺则光如缎玉、坚韧耐用。而明代还仿制出的历代的名纸，如唐薛涛笺、宋金粟山藏经纸等，有趣的是，这种纸张的出现使明代仿冒唐宋名家字画以及书籍成为一种行业，由明人仿冒的唐宋时期的字画至今还困扰着收藏界。从这个方面也反映出明代在造纸技术上的进步。
4，印刷业。如前所述由于明代民间刻书之风的盛行使明代印刷业在技术上同样取得巨大进步，明代的印刷技术，较宋元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印刷工具方面，木、铜、锡、铅四种活字在明代都曾应用过，尤其是铜活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是中国古代印刷业极为重要的发展。而彩色套印方法的发明，并首创蓝印，用靛青代黑墨印书则是明代在印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例如前不久才发现的一套由明代宫廷画家绘制的中医药辨识与造作方法的彩色图谱药典，其色彩之华美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明代还创造出了短版、拱印等先进的印刷方法，使中国的传统印刷业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在当时世界上继续保持一流水平。
5，陶瓷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陶瓷业在明代逐渐迈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在生产工具上，明代发明了陶车，这是中国在机械上的一项重大发明，陶车相对于以前的“竹刀旋坯”，无论是在产品的质量还是在生产效率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施釉技法，烧成技法与装饰技法上明代都有其独特的创新。可以说，陶瓷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产品之一，在当今收藏界，明代官窑以及民窑的瓷器已经成为众多收藏家万金难求的珍品，比如原产福建的平和窑（民窑）的克拉克瓷就深得日本和欧洲收藏家的追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明代对制瓷原料的科学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及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扩大，明代制瓷业在原料利用范围上比前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例如随着郑和船队带回了一些原产东南亚的制瓷原料，如槟榔屿的勃青、紫矿、胭脂石等，不仅改进了中国颜色釉的色彩，同时也丰富了颜色的品种，创造出了釉里红、豇豆红、秋葵绿等前代没有色彩。总之，明代的瓷器制作，不仅技术高超，而且还蕴含丰富的科学原理。而明代制陶业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宜兴陶业，那些出自“壶家妙手”的制品“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而当今国内外拍卖市场上，明代宜兴陶壶一次次创出天价的成交记录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6，建筑业。在中国古代，明代的建筑业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明长城如此雄伟完整地保留至今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这同样得益于明代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明代，人们开始普遍用砖和石灰浆砌筑建筑，砖和石灰浆砌筑与拼合梁柱构件技术一起成为明代建筑技术上的两大技术进步亮点。而武当山金殿与北京天坛则体现出建筑业与金属铸造技术，建筑业与声学技术的完美结合。明代在建筑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不仅留给我们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历史人文财富，同时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有巨大的实用和指导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手工业发展中，既有中国国内传统科学技术的积累与推动，也有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参与。如外国制瓷原料的引进，以及明末欧洲科学技术的传入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明代手工业的发展。但是，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样，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未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缺乏实证科学，一个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产生出白己的哥白尼、伽利略、培根，没有产生出近代实证自然科学……应该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使近代实证科学难以产生的因素……” 而明成祖时期，明朝中央政府颁布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利用程朱学说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凡是探讨、涉猎于外者，均为“杂览”非“正学”而受到排斥，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压抑了近代科学在我国的萌发。理学独尊在清代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独断主义与守旧倾向更加严重，加上部族政权的狭隘，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发明创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摧残，从而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这大概就是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原因之一吧。
⑵ 明代科学制度
明朝科学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表现在：
首先，出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其中《天工开物》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对宋元以来中国古代的生产技术进行了总结，从盐、糖、油、酒、朱墨等日用生活品的生产、到交通工具的制造，以及冶炼、生产器具的创制，农业机械工具的制造与使用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天工开物》记述的这些成就，有的是明代创造发明的，有的则是在前代基础上改进的。除了这一网络全书式的科技巨著外，明代也出现了大量专门性的科学著作，黄成的《髯饰录》和计成的《园治》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鬃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关于漆器技术专著，集我国古代漆器生产制作技术的大成，直到今天仍然是漆器制造业中的经典之作。而《园治》则总结了中国传统园林尤其是江南园林建造理论原则，至今这些原则仍然是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的不可逾越的指导性思想。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其次，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明朝达到了自唐宋以来的另一个高峰。这主要体现在：
1，纺织业。在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逐渐取代丝织业成为整个纺织行业的主导。较之于宋元，明代的纺织工具在技术上取得重大进步，而且更加专业化，比如在苏州市场上出售的织机，就有布机、绢绞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六种之多。而与元代的纺车与棉布机相比，明代纺车与棉布机在踏车踏条上的改进，更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疲劳，同时提高了纺织品的质量。此外，纺织技术在明代也得到巨大提高，比如，明嘉靖时，杭州出产的一种油缎，在黑暗中用手抚摩可以放光。
2，冶金业。采矿安全技术的进步是明朝是一大特色，例如相较于宋元的躲避法，明代在采矿中采取瓦斯抽出法“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税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出……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这样采矿安全措施就由被动变为主动。而焦炭的出现则明代的一项重大成就，使我国古代的工业燃料率先在世界上从煤发展到焦炭，而直到18世纪初英国人才在西方首次发现焦炭。此外在冶炼技术上，明代又新创出半连续性的操作技术与生、熟铁的连续作业技术。两项技术都为明代首创，而生、熟铁的连续作业技术直到17世纪，欧洲也没有出现。此外，在明代，中国人成功地冶炼出苏钢与金属锌。苏钢因发明于明代苏州而得名，在团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这项技术是中国独创的一种先进技艺，也是世界首创。而由于冶炼技术以及生产设备的巨大进步，明代成功地大规模冶炼出锌来，使我国成为是世界上最早炼锌的国家，而欧洲到17世纪才掌握了此技术。
3，造纸业。由于明代民间刻书之风大盛，使明代造纸业得到巨大的市场推动力，成为中国造纸业集大成的阶段，这时造纸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印刷技术也日趋发达，到明嘉靖和万历年间达到极盛。明代，竹纸是最为常用的纸张，因此竹纸的发展最快，成为明代中国造纸业的代表。此外，明朝人还生产出一些高档的特种纸，比如，羊脑笺，据记载这种纸其色黑如漆，明亮如镜，同时还防虫蚀。而磁青笺则光如缎玉、坚韧耐用。而明代还仿制出的历代的名纸，如唐薛涛笺、宋金粟山藏经纸等，有趣的是，这种纸张的出现使明代仿冒唐宋名家字画以及书籍成为一种行业，由明人仿冒的唐宋时期的字画至今还困扰着收藏界。从这个方面也反映出明代在造纸技术上的进步。
4，印刷业。如前所述由于明代民间刻书之风的盛行使明代印刷业在技术上同样取得巨大进步，明代的印刷技术，较宋元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印刷工具方面，木、铜、锡、铅四种活字在明代都曾应用过，尤其是铜活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是中国古代印刷业极为重要的发展。而彩色套印方法的发明，并首创蓝印，用靛青代黑墨印书则是明代在印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例如前不久才发现的一套由明代宫廷画家绘制的中医药辨识与造作方法的彩色图谱药典，其色彩之华美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明代还创造出了短版、拱印等先进的印刷方法，使中国的传统印刷业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在当时世界上继续保持一流水平。
5，陶瓷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陶瓷业在明代逐渐迈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在生产工具上，明代发明了陶车，这是中国在机械上的一项重大发明，陶车相对于以前的“竹刀旋坯”，无论是在产品的质量还是在生产效率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施釉技法，烧成技法与装饰技法上明代都有其独特的创新。可以说，陶瓷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产品之一，在当今收藏界，明代官窑以及民窑的瓷器已经成为众多收藏家万金难求的珍品，比如原产福建的平和窑（民窑）的克拉克瓷就深得日本和欧洲收藏家的追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明代对制瓷原料的科学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及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扩大，明代制瓷业在原料利用范围上比前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例如随着郑和船队带回了一些原产东南亚的制瓷原料，如槟榔屿的勃青、紫矿、胭脂石等，不仅改进了中国颜色釉的色彩，同时也丰富了颜色的品种，创造出了釉里红、豇豆红、秋葵绿等前代没有色彩。总之，明代的瓷器制作，不仅技术高超，而且还蕴含丰富的科学原理。而明代制陶业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宜兴陶业，那些出自“壶家妙手”的制品“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而当今国内外拍卖市场上，明代宜兴陶壶一次次创出天价的成交记录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6，建筑业。在中国古代，明代的建筑业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明长城如此雄伟完整地保留至今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这同样得益于明代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明代，人们开始普遍用砖和石灰浆砌筑建筑，砖和石灰浆砌筑与拼合梁柱构件技术一起成为明代建筑技术上的两大技术进步亮点。而武当山金殿与北京天坛则体现出建筑业与金属铸造技术，建筑业与声学技术的完美结合。明代在建筑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不仅留给我们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历史人文财富，同时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有巨大的实用和指导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手工业发展中，既有中国国内传统科学技术的积累与推动，也有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参与。如外国制瓷原料的引进，以及明末欧洲科学技术的传入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明代手工业的发展。但是，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样，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未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缺乏实证科学，一个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产生出白己的哥白尼、伽利略、培根，没有产生出近代实证自然科学……应该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使近代实证科学难以产生的因素……” 而明成祖时期，明朝中央政府颁布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利用程朱学说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凡是探讨、涉猎于外者，均为“杂览”非“正学”而受到排斥，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压抑了近代科学在我国的萌发。理学独尊在清代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独断主义与守旧倾向更加严重，加上部族政权的狭隘，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发明创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摧残，从而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这大概就是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原因之一吧。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⑶ 古书籍的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藏古籍辨版本
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上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多种形式（活字、石印、影印）并存的局面。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来印书的印刷工艺。先在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再在板上涂墨，蒙上纸张刷印出书页。古人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刻本或者刊本，现代人把它称为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周海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原刻本，亦称祖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第一版，是一部书的原貌和“灵魂”。作者、出版者往往十分重视原刻本，所以大都是精工细刻，同时对纸墨也很讲究，印出的书版面整洁、字迹清朗。一般来说，原刻本印刷的数量不大，所以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
判断一部古籍是否是原刻本，通常要从资料记载、出版者署名、书中的序言、跋语中的叙述去综合判断，有多个序言的古籍，要重视最后的序言是否被抽毁。此外，由于古籍雕版一经刻竣，便不会变动，所以还可用原刻本雕版的尺寸、字数去比对。周海鹰说，清康熙年间编纂出版的《康熙字典》，其中的武英殿内府原刻本是清初的著名善本，但《康熙字典》在清中期、清末，直至民国，翻刻、翻印已不知其许，原刻本与后印本价值差距甚远。从博物馆所藏康熙内府宫装本得知，原刻雕版板框19．5×14厘米，8行12字，小字按双行计。根据这个尺寸与实物一比对，是否原刻本便一目了然了。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目前存世的古籍中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人为或技术的原因而有所变化，有时还产生一些差错。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
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不排除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的做法。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周海鹰说，尽管如此，但有几种翻刻本倒是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或流失。那翻刻本也就成了存世的惟一，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原刻本。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声名显赫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往往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工匠，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刊本以其印刷工艺上精美而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影刻本。由于古籍中的宋元善本，书写多出名手，并非匠人所为，故字均肥细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墨色清润，印刷皓朗。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与宋元版原刻本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子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一般的翻刻后印本。
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书写上版，有时也有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这类刻本数量很少，属木刻本中的精刻精印本，也是古籍收藏中的上乘佳品。由于此类刻本多出于名书家之手，常常一页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甚为难得。比较著名的有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明代夫容馆本《楚辞章句》，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另外，清代扬州诗局也出版了不少这类写刻本。
套色刻本，又称套印本这类刻本是在同一书页上，分次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当时刊刻了不少朱墨套印、三色、五色的套印本。这些套印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价值的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其经典作品有《程氏墨苑》、《春秋左传》、《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出来的书最早使用活字印书的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平民毕升。当时他用的是泥活字。此后陆续出现多种材质的活字本古籍。元代首先用木活字印出《大德旌德县志》；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后创立铜活字，清代又出现了磁活字版的《周易说略》，咸丰七年上海出现最早的铅活字本《六合丛谈》，开近现代铅字印刷之先河。活字本在古籍中所占份额极小，有记载说，流传至今的古籍总共有数万种，但其中有书目可稽考的活字本仅220种，明以前的活字本基本无实物存世。
目前藏家所想收藏的基本围绕着清武英殿木活字“聚珍版”和清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石印本是由一种特殊的药墨把文字写在纸上，待其微干将它移到石面上，再施油墨印书。这种方法在清末由欧洲传入，由于它省去了繁琐的雕版工艺，所以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并逐步替代了雕版印刷术。
石印本存世量极多，早先收藏古籍的人对其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此法影印的前代古籍佚失后，这类石印本也成了珍品。因此，收藏石印本，要关注那些用宋元善本、明清版画为底本的影印本，一般的石印写本无大的收藏投资价值。
周海鹰说，在古籍收藏时，我们只要认清古籍的版本情况，把握住“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的原则，就一定能提高鉴赏能力，淘到更多有价值的古籍。
古籍辨伪
采访时，王令策向记者推荐了四本收藏古籍的入门书籍，一本是毛春翔先生撰写的《古书版本常谈》，一本是《古籍基础知识问答》，再者就是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和陈国庆先生的《古籍版本浅说》。王令策说，收藏古籍除了要掌握古籍方面的知识外，还应该了解伪造古书的一些伎俩。历来各种藏品都有造假者，古籍也不例外。不法书商任意剜改书名、著者之名，伪造珍罕书者防不胜防。其手段之狡猾，竟使行家也常常陷入真假难辨的窘境。
根据历来古籍书版的作伪现象，王令策认为主要有一下一些方式：
杜撰书名、著者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可能是伪书。如明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不法书商竟将其篡改为《游记名山》，骗人上当。
增删刻书牌记刻书牌记是考证此书的出版人、出版地点和年代的重要依据。版本异同，价差很大。故增删刻书牌记之事，在明清时期时有发生，如今虽未曾出现，但也要多个心眼。
割改序跋肆意割改序跋中的内容，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牟利。
版本杂拼利用一本经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本子，杂拼成一书。古籍《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不法书商硬把三种版式行款各不相同的书瞎拼一气，冒充明成化间刻本。
剜改目录、卷数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作、出版、内容的纲目。不法书商常利用同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产生差异的情况，篡改卷数，删割目录，伪加编造，以残本冒充全书。
染纸造蛀，以充古籍采用染纸和伪造虫蛀的办法作伪。染纸作旧，明代有之，而近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⑷ 活字版的活字版的价值
原来活字版古籍是中华印刷术一脉相承的经典。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小学课本中就有的内容，为何不将历代活字版古籍作为专题收藏，非要等其身价万倍后才来唏嘘？ 收藏一行肯定有人先知先觉，而这早人半步的悟性，必然来自深厚的版本学知识。将历代活字版古籍作为专题收藏并非始于今日。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东南银行襄理赵元芳先生积毕生巨资集藏明代、清初铜活字版古籍，并因此跻身藏书家行列。天津市原副市长、红色实业家周叔先生晚年也致力于明清活字版古籍专题收藏。他在谢世时立遗嘱将400余种历代活字版古籍捐赠给天津市图书馆。今天的天津市图书馆能以活字版古籍、方志等善本奇多而名列于世界名馆之林，周叔先生的捐赠是功垂名史的。1981年，天津市图书馆将馆藏历代活字版古籍编印了《馆藏活字本书目》，成为研究活字古籍的专著。惜这部收录700余种活字版古籍的书目为油印线装本，只印了200册，市面上极难见，拍卖场上拍过三次，均以千元成交，足见珍视。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极大，而最早效仿中国活字印刷的是日本和古朝鲜。古朝鲜盛产精铜，历代高丽王室把印刷中国典籍奉为文化盛事。高丽本汉籍历来受到国内学者重视，不仅因其字大悦目，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其错讹较少，接近古本原貌。故高丽铜活字本价格近几年上升幅度更大。活字本书籍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多为乾隆年摆印，清初活字本尤为稀见。清代雍正年内府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辉煌的高峰。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零本在2000年之前平均每册售价500至800元，近几年已逐步涨到每册2000至3000元。2005年以后，此种内府铜活字本书籍大有直冲5000元一册的趋势。清乾隆帝因“活字”称谓不雅，统一改称“聚珍版”，并在宫内“武英殿”专设印刷出版机构，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的奇迹。但史载清乾隆年“武英殿聚珍版”发行不久，即有以木活字仿制翻印此书者，爱好者不得不防。
显而易见，将历代活字版古籍作为专题收藏，其史证价值远超出其史料价值。
⑸ 具有收藏价值的图书是哪些
什么样的书都有价值， 只不过价值有大有小，当然了一般说历史越是久远的价钱越贵，现在说唐人写经价值最高，可是普通收藏者很难见到， 即使见到也不一定能鉴别真伪，明代就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其实现在远远超过了一两黄金的价值，明清刻本又有好多层次，殿版、官版、坊刻、私刻等等不一，又有木刻、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以及影印本的等等，质量价格也各不相同，民国有些名家刻本每册价格甚至超过两万，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需要有一定的古籍版本知识以后， 慢慢结合拍卖及其它流通领域的价位，自己综合一个合适自己的心理价位。一己之见， 说错莫怪。 查看>>
⑹ 谁有宣武区琉璃厂的平面图啊我有急用！
我想老师应该不会问你们找平面图吧，因为琉璃厂本身就是两条巷子，但是我把琉璃厂的概况给你吧，如果你们老师偏让你们画平面图，那就让他自己画吧，别忘了他要是画完了，一定给我传一份啊，我也挺想见识一下琉璃厂的平面图呢。
一、形成变迁
琉璃厂街因烧制琉璃瓦而故名。琉璃厂文化街位于和平门南,以新华街为界,分为琉璃厂东街、琉璃厂西街,全长690米,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辽代,琉璃厂地域为燕下乡海王邨,处燕京(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的东城墙不远,属都城近郊。金代因之。元至元四年(1267年),在金中都城的东北隅建大都时,便在海王村建琉璃窑,烧制琉璃瓦等构件,清乾隆年间停止烧窑，后迁到门头沟琉璃渠。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在崇文门、宣武门等附近,建房“召商居货”。琉璃厂左近的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和大栅栏就是那时形成的。商业网点始向琉璃厂周围的地域发展,开始形成商业区。明末清初,京城书肆和古玩市的中心在大明门之西的城隍店,后迁至广安门大街路北的慈仁寺(今报国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地震,慈仁寺有毁,书肆、古玩迁至琉璃厂,文化街开始形成。此后,书籍,古玩业等商人纷纷来到琉璃厂经营,街市日渐兴盛。到民国初年,经营文化商品的店铺及其作坊近200家,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一条文化街。
琉璃厂文化街成因:清顺治元年(l644年)十月,圣祖皇帝诏告“满、汉分城居住”。五年(1648年),又颁布“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的谕令。于是,汉族在朝任职官员、文人墨客和商民人等,多迁至琉璃厂周围寓居,清史上便有了“宣南士乡”之称。由于他们身居琉璃厂附近,又经常身临琉璃厂,从而确立了街中的文化精神,影响了街中的经营基调；自清代的稽古文到及汉学的兴盛,导致编纂书籍蔚为成风。据《内务府册》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掌刊印装潢书籍之事。”康熙年间,编辑57种书,5418卷。清雍正年间,编书获得进一步发展,共计编书72种,11998卷。清乾隆年间,编书进入全盛时期,共计编书307种,19838卷,其中最富盛名的《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亲加命名和开始编修的,前后历时10年完成。内府修书的兴盛,对于琉璃厂古旧书业为中心的文化街形成,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注中述,每日清晨,诸官来到翰林院,校勘内府秘书《永乐大典》和各省采进民间藏书,“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可见内府修书,依然离不开琉璃厂的同时,也拉动了琉璃厂书肆及其古玩、文房四宝等商业文化的繁荣。乾隆年间,朝鲜著名学者洪大容来京,曾多次到琉璃厂。在所著的《外集·燕记·琉璃厂》中述:“市中多书籍、碑版、鼎彝、古董。凡器玩杂物,为商者多南洲秀才应策求官者,故游市者往往有名士。盖一市,长可五里,虽其楼栏应豪侈不及他市,珍怪奇巧充溢罗积,位置古雅,遵循徐步,如入波斯宝市,只见其环然烂然而已,终日行不能鉴赏一物也。”足见乾隆时古香古色的琉璃厂景象。琉璃厂周围建有会馆,众多的会馆是应试各地举子栖身之所,他们在应试之余,又成为琉璃厂的客源；1918年,建成海王材公园,灯市又移至于此,含地处琉璃厂内的旧时兴起的厂甸、土地庙、吕祖祠庙会,游客纷至。这又是文化街形成发展的原因之一。
1980年,中央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做出改建琉璃厂文化街的决定,拨出巨款,经4年多的翻扩建,于1984年竣工,建成59幢具有古朴典雅,富有民族传统形式的店铺,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琉璃厂东、西街中间设汉白玉过街石桥相连,桥额“照古腾今”。东街有汲古阁、天宫阁、锦昌、实宝斋、燕京书画社、墨缘阁、松筠阁、韫玉斋、文盛斋、悦古斋、悦雅堂、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北京翰海艺术拍卖公司、振寰阁、敦华斋、萃文阁、博萃阁、宝晋斋、千年老店、静雅斋、槐荫堂、华锦斋、怡华堂、集珍斋、飞鸿堂、古家俱部、多宝阁、韵古阁、芦雪斋、秋实山房、鹦鸿阁、三秋堂、弘古斋、聚宝斋、慧雅阁、紫竹阁、红玫瑰、泉友斋、怡舫斋、邮局、宣武区文化馆、如意阁、盛唐斋、荷光山馆、老乡亲、卡片商店、屏古斋、虹光阁、宝古斋、瑞成斋、烟壶斋、一得阁、建国斋、槐荫山房、博古斋、戴月轩、龙凤阁、乐海轩、文房四宝堂、古雅阁、信远斋、宝翠堂、古艺斋、安徽四宝堂、邃雅斋、中国书店及3家个体古玩字画摊；西街有:孔方斋、宝荣斋、通古斋、清秘阁、濯锦斋、文物出版社门市部、紫云阁、华彩文化公司、正品斋、文奎堂、古籍书店、兰宝堂、观复斋、庆云堂、古钱币商店、来薰阁、朝花书画社、华夏书画社、孔膳堂、萃珍斋、荣宝斋、荣兴旧货市场、古珍斋、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中华书局门市部、中国书店。
2002年，享有“九市精华萃一衢”美誉的琉璃厂开始致力于构建北京乃至全国的传统文化产业中心。规划中的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将商业区和手工艺区统一规划，占地八十一公顷，其基本框架归纳为“一二四八”：“一”是指一个中心区，即东西琉璃厂；“二”是两座标志性建筑——“东方古玩艺术大厦”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是指四个文化专业区即商业区、传统工艺区、景观区和综合发展区；“八”是指形成八条文化商业专卖街，即图书街、玉石街、陶瓷街、雕刻街、铜器街、字画街、文房四宝街和乐器街。建成后的琉璃厂产业园区将成为北京最大的、品位最高的文化艺术品集散地和古都风貌游览区。
二、新老书肆
明代,琉璃厂书业已有二酉堂等书肆。康熙年间,报国寺书肆迁至琉璃厂,古旧书业开始发展起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始编修,四方书贾纷至琉璃厂经营古旧书业。计有二酉堂付氏、文光楼石氏、文宝堂曹氏、善成堂饶氏、大文堂刘氏、正文斋谭氏等30余家。至光绪初年,这条街上已聚有书肆220余家。甲午战争后,新学和西学译著源源而来,旧书几乎无人过问。1911年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来此开设分店,其后会文堂、广智、广益、世界几家书局及神州国光社等,相继挤进琉璃厂街。主要有文光楼、富文堂、宝善堂、荣华堂、晋华书局、博文书局、中原书局、文益书局、文汇阁、同善堂、来鹿堂、三槐堂、文明斋、藜光阁、积山书局、开明书局、文盛堂、怀文堂、刘炽昌、经腴堂、文莱阁、宝铭堂、钩古斋、第一书局、文澄阁、丁廷造、养拙斋、群玉斋、长兴书局、九经阁、荣华堂、白廷智、纯华阁、丰记书局、张宗兴、文道堂、李根祥、复古堂、书业堂、希古堂、宏文堂、瑞铭斋、龙威阁、维古山房、书业公司、文蔚堂、牛进福、文华堂、修本堂、敬业堂、松筠阁、孙进德、袁经纬、王恩桂、李福荣、蔚文堂、文远堂、宏德堂、宏远堂、修文堂、铭德堂、鸿文斋、文宝堂、翰林斋、连筠书社、苏世桐、鸣珂书店、有益堂、聚好斋、荣禄堂、聚锦堂、福润堂、善成堂、多文堂、二酉斋、博文斋、槐荫山房、榷古斋、友仁堂、古芬阁、复盛斋、宝华堂、文盛堂、铭珍斋、翰文斋、正文斋、孔群书社、待求书社、实学书店、古香书屋、松古堂、益文堂、龙文阁、勤有堂、张林怀、会文斋、何长洲、崇文斋、毓文堂、继文堂、左书升、同文堂、赵文治、德友堂、会文堂、崔学德、胡治稳、文德堂、崔景方、聚古堂、瑞芝阁、宝仁堂、刘安居、文芝阁、务本堂、文友堂、文禄堂、肄雅堂、李恒坦、直隶书局、艺文书局、企古斋、二希堂、敬义堂、贡士才、蜚英阁、勤有堂、宝笈堂、通学斋、文萃堂、文华堂、文琳堂、朴学斋、南阳书房、萃文斋、富晋书社、宏道堂、三友书社、郑纯义、杜世勋、天都阁、文澜堂、大酉堂、国粹书社、石渠山房、袁文麟、尚友堂、瑞文书局、见斋书室、饷华书局、富强斋、文润堂、大村堂、慎记书社、惟一书社、述文堂、翰友堂、焕文斋、振文阁、懿古书店、恒古堂、震旦书林、邃雅斋、宝林堂、奎文堂、文富堂、函雅堂、酉山堂、开通书社、会经堂、本立堂、郁文斋、宏京堂、保古斋、文贵堂、宝森堂、慎记书社、九经堂、九经堂新记、文雅堂、宝经堂、鸿宝阁、同雅堂、鉴古斋、述古堂、瀛文斋、文焕堂、同好斋、幡青书室、萃文斋、森宝堂、久安堂、效贤阁、来薰阁、善成堂东记、宝纶堂、文瑞堂、肄文堂、弘简斋、蔡玉堂、景文阁、宝文斋、宝名斋、锦章书局等。
琉璃厂的书铺，自从清代乾、嘉以来，绵绵二百载，其间兴衰代谢，不知变换了几百家。乾隆时益都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清末江阴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近人通学斋书铺主人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是考证琉璃厂书铺掌故的名著。尤其是孙著《琉璃厂书肆三记》，时代晚近，更为详赅。
琉璃厂过去书铺，以路南的为多，又以东琉璃厂为多。由厂东门过来，远及火神庙、海王村公园、小沙土园胡同中，每两三家门面，便有一两家书铺，家家都是牙签插架，满目琳琅。一些书铺，外面看看，只有一两间、两三间阔，而内中进度却很深，有的是前后连接，即俗名“勾连搭”的鸳鸯房，看是三间，实际是六间，这样店内就很宽大了。铺中四周都是书架，有的前后房隔开的隔断也是书架，上面堆满了各种线装书，书套一头都夹有一张白纸，写明书名、作者、时代、版式。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计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这种营业方式，其源流应该说是很早了吧。
在琉璃厂书铺中，各个时期都有不少版本、目录专门家。晚近如正文斋主人谭笃生、会文斋主人何厚甫、文德堂主人韩逢源（绰号韩大头）、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文禄堂主人王晋卿、个人营业的宝坻县人刘宇清（绰号宋版刘）、衡水县人萧金铭等人，都是比较著名的。其中尤以孙、王二人更为突出。伦哲如先生《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所谓“后来屈指胜蓝者，孙耀卿同王晋卿”便是指此。并自注云：“故都书肆虽多，识版本者无几人，非博览强记，未足语此。余所识通学斋孙耀卿、文禄堂王晋卿二人，庶几近之。孙著有《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王著有《文禄堂访书记》，皆共具通人之识，又非谭笃生、何厚甫辈所能及矣。”孙氏除上列二书外，还有《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著作。当然以上这些人都是琉璃厂的专门家，除此而外，那些一般的书店伙友，也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艺，才能胜任工作。
所说知识，就是熟悉各种书目，首先是四库的书目，其次还有南北各私家的书目，古代的、当代的，毛晋汲古阁、聊城海源阁、宁波天一阁等等。熟悉各种版本，宋版、元版、建刻、蜀刻、白口、黑口、家刻、坊刻等。要能作到象缪荃孙说的“宋椠元椠，见而即识，蜀版闽版，到眼不欺”，那就近于技矣。
所说技艺，就是整理古书，重新装订，重新换护页、书衣，配制书套，仿制抄本，仿制缺页，这中间工夫各有高低。一部破烂霉蛀的宋版书，到了高明师傅手里，重新拆开，轻轻地一张张地摊平，去掉霉迹，托上衬纸，补好蛀处，再一张张折拢，理齐，先用纸捻订好，压平，再配上旧纸护页，配上栗壳色或瓷青色旧纸的书衣，用珠子线（即粗丝线）订好，帖上旧纸题签，配上蓝布、牙签书套。就是用这样水磨的细工夫，一部破烂的旧籍便成为面目一新的善本了。高明师傅作起这些工作来，真有得心应手、起死回生之妙。晚近装褙师傅王仲华，技艺就非常高明，曾为傅增湘重装北宋本《乐府诗集》，“傅在跋语中称他为“缀补旧籍，号为精良”，又说“修订讫事，精整明湛，焕然改观”。这象刻版工板儿杨、张老西一样，都是琉璃厂文化工艺中的高明之士。各书铺或藏书家都存有旧纸，平时把整理旧籍时多余的旧书衣、护页等替换积攒起来，以作修配宋版元版等珍贵善本书之用。至于说重新装订一般的旧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琉璃厂在二百年间，不只是一个卖书、卖画、卖古董的文化商业区，也可以说象一所特殊的学校，其间不知培养、薰陶出多少文物、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材。他们都是师徒相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孙殿起氏所编《贩书传薪记》，对近代书业师承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是很可珍贵的资料。
坊刻 琉璃厂刻书作坊始于清乾隆时期,善成堂、文成堂、聚珍堂、翰文斋、来薰阁、邃雅斋、尊古斋、直隶书局、富晋书社等9家,曾刻印《医宗必读》、《孙子兵法》、《经典释义》、《西厢记》等书。琉璃厂刻书作坊先后有富文堂、善成堂、文成堂、半松居士、五柳居、二酉斋、龙威阁、老二酉堂、正文斋、有益堂、宝经堂、藜文阁、宝书堂、书业堂、文光楼、二酉堂、来鹿堂、文阔堂、酉山堂、荣禄堂、会经堂、会文斋、荣锦书屋、镜古书屋、文宝堂、宏道堂、文贵堂、鸿宝斋、文成堂、聚珍堂、翰文斋、来薰阁、松筠阁、文奎堂、修须堂、文禄堂、通学斋、藻玉堂、鸿寿堂、开明书局、书业公司、直隶书局、文殿阁、修文堂、富晋书社、邃雅斋、北直文昌、尊古斋、晋文斋、龙云斋、永盛斋、龙光斋、同古堂、清秘阁等。
选介
①来薰阁,开设于咸丰年间,前身是收售古琴的来薰阁琴室。1911年起收售古书,称来薰阁琴书处,店主陈连彬。1922年,其侄陈杭参与经营,店中开始兴旺。1940年在上海开设来薰阁分店。店伙经常到南方及内地省份搜求古旧书,买到多种善本。陈杭还曾经四次到日本收书和售书。现藏北京图书馆的《忠义水浒传》(100卷28册,施耐庵撰,罗本篡修,李贽评阅,明万历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重修本),就是此店捐赠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厢记》,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完整刻本,也是此店搜购到的。店中曾刊印书籍十余种。出入这里的知名学者,有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陈垣、郑振锋、沈尹默、马裕藻、马衡、谢国桢等。
②文奎堂,开设于清光绪七年(l881年),创立者是河北束鹿人王云端。店址位于琉璃厂西街。文奎堂在清末曾是全市内外城规模最大的旧书店,店中不仅经销图书,并且搜集、刻印和出版图书。今店内除经营古籍外,也经营文房四宝和字画、摆件等。
③翰文斋,店主河北衡水人韩心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琉璃厂创办。翰文斋的匾额为内阁大学士孙诒臣、李文田所书。曾先后收得李文藻、李勤伯、缪荃孙等藏书数十种。设铺面开业后,不数年与各大书肆相鼎立。光绪二十年(1895年),其子韩林蔚接手经营,与著名学者盛伯义、王懿荣等相往还。在清末民初收得一批故宫藏书。1956年公私合营后,成为中国书店的门市部之一。
④松筠阁,开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立者是河北衡水人刘际唐。初创时店址在西琉璃厂街106号。店中初以经营古书为主,兼售杂志,在廊房头条开设过集文阁分号,在东安市场开设过同文书店。松筠阁在搜求杂志方面颇有作为,被誉为“杂志大王”。其子刘殿文编成的《中国杂志知见目录》,共4册125万条。品种丰富的地方志书也是其经营特色之一,此外兼营刊行书籍。今以经营字画、工艺品为主,兼营艺术类书籍。
⑤通学斋,开设于1919年,河北冀县人孙殿起经营,北大教授伦明投资。孙初在宏京堂书坊学徒,又在鸿宝阁、文会斋作伙计,开店后多次南下外省搜求图书,抢救了一批古籍。他还有几种著述,1936年出版《贩书偶记》,1957年出版《清代禁书知见录》和补遗。此外著有《琉璃厂书肆三记》、《成林琐记》、《古书经眼录》、《北京风俗咏》、《琉璃厂书肆四记》等。
⑥中国书店，全国成立最早的集收购、发行、出版为一体的国营古籍专业书店。位于宣武区琉璃厂西街。隶属北京市新闻出版局,1988年被列为实行计划单列管理的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古旧书业已经瘫痪,古籍文物毁损流失严重。在专家、学者的倡议下,为统一领导、团结和改造北京古旧书业,抢救和保护古籍文献,该店于1952年11月4日正式成立。由郭沫若题写店匾,店址在北京东四南大街。至1958年,有111家私营古旧书店通过公私合营并入该店,中国书店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主体。l963年中国书店迁至宣武区琉璃厂海王村公园旧址,总面积2.12万平方米。员工总数478人,其中高中级技术人员51名(国家级版本专家4名)。中国书店除在北京市坐收、上门串户收购和到废品站拣选有用的古旧书刊外,还深入到全国城乡开展古旧书刊收购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完整的保存了全部店藏图书,还从社会上和造纸厂里抢救了许多古代和近代文献资料。到1994年,共抢救保护各种珍贵古籍文献600多万部,其中5000余部罕见孤本、珍善本,收入国家级图书馆永世收藏,如北宋刻本《开宝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苏辙撰宋版《诗集传》、宋版朱注《楚辞》、雍正钞本《异史》等；修补珍贵古籍20余万册,补配重要典籍近万部,如清代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等；收购和销售各种古旧图书7000多万部；抢救珍贵文献2万余部；搜集、整理中外文期刊报纸8000多种,30多万套；整理出版古籍图书2000万部,其中木版刷印230件,4.65万余部；发行各种新版图书5亿多部。
三、古玩字画
源流 琉璃厂开设古玩店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康熙年间,至今可考者,康熙十一年(1672年),松竹斋在琉璃厂西街开业,为琉璃厂文化街最早的收售字画的店铺。清道光中期(1831-1839年),博古斋孙虞苫在琉璃厂创办,以经营金石、字画为主。此后,孙虞苫与赵佩斋又共同在琉璃厂开设了茹古斋。而后,赵佩斋又在琉璃厂开设了大观斋。清咸丰元年(1851年),由刘振卿在琉璃厂开设了德宝斋。清同治四年(1865年),由袁厚民在琉璃厂开设了笔彩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黄兴甫在琉璃厂开设了尊古斋。清末,由陕西人杨某在琉璃厂开设了庆云堂。据《琉璃厂小志》载,自康熙至宣统年间,琉璃厂古玩店计有40家。1919年,由苏惕夫在琉璃厂开设了贞古斋。1923年,由林华亭在琉璃厂开设了虹光阁。1944年,由邱振生在琉璃厂开设了宝古斋。到1948年,琉璃厂共有古玩店31家,其中,经营字画的有论文斋、振雅斋、墨缘阁、茹古斋、宝古斋、论古斋、悦古斋、贞古斋、宝珍斋、蕴古斋、古欢阁、绮鑫、博韫斋；经营瓷器的有陶庐、博文斋、鉴珍斋；经营陶瓷和字画的有韵古斋、鉴古斋、韫玉斋、信古斋、赏奇斋；经营金石和陶瓷的有华古山房、延古斋、古光阁；经营碑帖等有庆云堂；经营砚台和图章的有韵珍斋；经营铜器和古钱的有云松阁；经营古铜和旧玉的有道古阁；经营玉器的有雅文斋；经营古玩杂项的有致宝斋。
选介
①荣宝斋 康熙十一年(1672年),由明末遗老张氏在琉璃厂101号创办“松竹斋”。经营范围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挽联、册页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等；三是书画篆刻家的笔单。乾隆年间,主持店务的第四代店主张玉峰,善以精品招徕顾客,并利用官府的背景,生意兴隆起来。道光年间,店主张仰山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和金石篆刻家,书画家赵之谦、吴大澄都是他的好友。此时的松竹斋主要经营古玩和南纸。鸦片战争后,经济萧条,更兼连续两代店主不谐经营之道,好交游,广识,挥金如土,松竹斋急速没落。店东张李氏聘庄虎臣出任经理。广交京师名士。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打出荣宝斋的字号重新开业,店址改在琉璃厂86号。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由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题书匾额。经理庄虎臣经营手法灵活,使荣宝斋很快兴旺起来。光绪二十二年,副经理张仲儒在甘井院胡同2号创办”荣宝斋贴套作”,聘请雕版高手戴广斋和木印巨匠王月轩,从此自刻自印自销笺纸,不仅优于其他同行,而且为木版水印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此际出版的“缙绅”(官名录),由花钱买得官衔的庄虎臣进宫抄写,不仅准确无误,而且印制精良,成为京师具有垄断性的热门产品,为荣宝斋增加了效益。1925年,王仁山出任经理,使荣宝斋进人鼎盛时期。l928年开设南京分店；1931年开设上海分店；1932年开设洛阳分店；1934年开设武汉分店；1936年开设南京第二分店；1940年开设天津分店。当时著名书法家寿石工曾有“荣宝高斋峙两京,琅琊妙手重平生”的诗句,“琅琊妙手”即指王仁山。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荣宝斋逐渐萧条。
1950年初,在徐悲鸿、郑振铎、吴晓铃、周扬等斡旋下,由国家出版总署投资,5月,办理了公私合营手续,在荣宝斋后面加上“新记”,于是年10月19日正式开张营业。由于荣宝斋新记原来的业务与现实需要很不合拍。又因旧债还未还清,债主告到法院,判处荣宝斋拍卖财产偿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代为偿清债务后,于1953年初全部收归国营,去掉“新记”二字。从此荣宝斋成为国营文化企业。1960年后,开始在研究、发展和完善传统技术的同时,征集流散的书画文物。在收集到名人字画中,稀世之宝按规定送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余佳品店内收藏,作为木刻水印知名于世,成为独家的“乱真艺术”,齐白石也曾对自己的作品难辩真伪。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木刻水印以后,惟妙惟肖,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毛主席、周总理曾把木刻水印画《簪花仕女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上,荣宝斋的木刻水印作品的整个展厅获“特殊金质奖章”。荣宝斋先后木刻水印了徐悲鸿的《奔马》、齐白石的《蕉下鸣蛙》、赵佶摹唐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该店的木板水印画作品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在48个国家举行过展览。荣宝斋亦精于修复技术和摹制古画。唐寅的《伏羲是女娲图》出土于新疆 , 绢本已破碎成块；山西应县木塔经卷画幅,在佛像体内秘藏了800多年,因受潮而粘连如棒,经荣宝斋技人之手,或整旧如新,或重现原貌。荣宝斋前后摹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博物馆历代绘画近百幅。金振之临摹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冯忠莲临摹清代袁耀《万松叠翠图》、王宗光临摹仿人《狮子骢》、陈林斋临摹宋代马和之《唐风图》、郭慕熙临摹唐韩晃《文苑图》、孙天牧临摹宋代《渔村小雪图》等。荣宝斋也擅长装裱古今字画,人民大会堂的大型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由著名裱画大师张贵桐率领一个小组装裱而成。一位美国朋友要装裱一幅巨画,竟不远万里来到荣宝斋,裱成后,满意而归。1972年和1984年,荣宝斋进行了两次翻扩建,建成了两座两层营业楼,分为东斋和西斋,总营业面积6750平方米,并有生产用房2300平方米。1987年,荣宝斋有限公司在香港九龙加连威道开业。1989年,在香港举行首次拍卖会,拍卖清光绪以后的书画作品263幅,日成交额2000万港币。1994年,荣宝斋有职工240人,营业额为1000多万元,利润500多万元。
②尊古斋,位于西琉璃厂,开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者是湖北云梦人黄肖甫,继承者是其侄黄伯川,后者在1939年将尊古斋关闭,改在东琉璃厂宝铭堂书店旧址开设通古斋,1945年再由黄镜涵继承其父经营。经营者精通铜器,今存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文物莽权、莽衡,就是此店收购的。
③宝古斋,开设于1944年,店主邱震生是河北三河县人,以经营历代书画为特色。邱早年在虹光阁学徒,出入于佑任、易培基等人家门,尤其是与天津的收藏家张叔诚过从甚密,成为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
④庆云堂,开设于清末,店主原为陕西人杨某,1931年由河北吴县人张彦生接手,以经营碑帖为特色,由李鸿章、陆润庠题写店名。张早年在隶古斋碑帖店学徒,掌握了收售碑帖和拓、裱技能,接触过汪大变、梁启超、于佑任、张伯英等碑帖收藏家,开店后走遍全国收购碑帖,又结识柯昌泗、郭沫若、陈叔通等,1956年后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著有碑帖论文和《善本碑帖录》。北京图书馆新馆金石部的许多资料,都来自此店。
四、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为纸、墨、笔、砚的总称。琉璃厂文房四宝店铺的兴起,同“宣南士乡”及众多会馆在其周围密切相关。街中最早的经营文人用纸的当属“松竹斋”,于康熙年间开业,兼营“南纸”。经营墨者仍为“一得阁”,开业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为中国墨汁制造首创第一家,创建人谢松岱,他进京会试落弟后,于琉璃厂东街今64号处开设了制造墨汁作坊,自产自销,生意兴隆。谢自写对联赞墨汁“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店名以对联首字取之,匾额谢松岱书写。老店由谢氏弟子徐洁滨独自经营后,又分别在厂甸和广安门内大街325号开设墨汁制造厂和“制造烟子作坊”,并在天津、郑州开设分店,在上海、西安开办专营代销店。1956年由各店共组一得阁墨汁厂。其墨汁有“油烟”和“松烟”两类。“油烟”有云头艳、兰烟、亮光、桐烟、大单童、双童、油烟等品种,为书写小楷,工笔绘画的佳品；“松烟”有阿胶、五老松、小松烟等品种,其特点是墨迹亮、耐水性强、书写流利、写后易干、石堙纸、永不褪色、适宜拓裱、香味浓厚。50年代后,经过科学检测、分析,研究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新配方和新工艺,改变了过去“油灯取烟,饭锅熬胶,人工研磨”的古老方法。研磨使用电动机器,灌装实现管道化,并建立现代化的产品检验室。年产量达到1000万瓶以上,其中约20%左右销往海外。现墨汁产品分为五大类:北京墨汁、书画墨汁、中华墨汁、一淂阁墨汁、松烟墨汁。一得阁生产的八宝印泥,素与墨汁并誉。“八宝”即红宝石、红珊瑚、珍珠、金筒、朱砂、麝香、冰片及贮存百年以上的老蓖麻油。经阳光晾晒和冬季自然冷冻,使之一年四季适用。特点是颜色纯正,印鉴清晰,不怕日晒、火烤、水浸、久存不干、气味清香,永不褪色。用这种印泥盖的印章色泽鲜艳、美观,可历百年而不变,既使将纸烧成灰,印章处仍鲜红如故；
戴月轩 1916年由戴斌创办。戴斌号月轩,浙江湖州人。幼年来京学艺于贺莲青笔店,期满后自立门户,在东琉璃厂开办以己名为店名的制笔店。一间门面,前店后厂,制笔用料均来自湖州。戴氏亲自制笔,质量均必尖、齐、团、健